《兰亭序》后风诡云谲

2013-03-18 11:03:23  来源:东方早报

  刘绪源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分三期载完的王连起先生《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是篇难得的好文。过去王元化先生曾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我想这应该是个范本了。此文学术性强,对各路《兰亭》版本如数家珍;第三部分涉及当年郭沫若、高二适等有关《兰亭序》真伪的争论,揭出了大量旁人不知,或知之不深的材料,读来惊心动魄。这样有深度的文章,靠记者采访是写不出的;只靠专业学者的功夫也写不出,尤其第三部分中那么复杂的思想史政治史背景,只凭书斋研究很难把握;即使搞当代思想史的人,也未必写得到这等程度,而他们论及书法时则将逊色。所以,只有喜爱书法专业,有多年学术浸润,又关注并长期思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风云,并有自己切身经历和体验者,还得加上与有关人士有直接交往(如与汪庆正、启功等),这才可能写出。这是有真生命的文章,希望《艺术评论》今后多发这类好文章。

  文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揭出了当年《兰亭序》争论背后,有毛泽东的意愿在。是否毛直接策动,现在还不得而知,只知郭沫若1965年5月22日发表在《文物》上的谈《兰亭序》真伪的文章,起因是要支持康生的观点。而同时,又有陈伯达专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康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伯达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两人都是当年意识形态的主管,相互间关系微妙,在这件事上能这么配合,看来,即使不是出自毛的旨意,至少也是为了迎合毛的想法。郭文发表后,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反驳文章,章士钊将文章转毛泽东,毛在1965年7月18日有致章士钊信(此信已收《毛泽东书信选集》),现将毛信中有关《兰亭》争论的话抄引如下: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从语气看,毛赞成有争论,但观点上恐怕还是站在郭一边的。而将郭老、康生、伯达并提,可见他对此事的发起与阵势,是了然于心的。高二适文7月23日即在《光明日报》刊出,这以后,康生广泛组织反驳文章,于是才有王连起文中所说康生对赵万里“巴掌大的文章”不满意,又派人到上海请徐森玉撰文(后由汪庆正代写),还让钱杏邨(阿英)出面三催启功动笔——最后一次明确暗示“这是最上边的意思”。凡此种种,都证明这不是一场纯学术讨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发表的龙潜的文章,据黄苗子回忆那是“代表康生论调”的,文中称《兰亭》一路书风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頫、地主恶霸董其昌等人”;又说,“到了今天,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今后的注意力集中到民间所蕴藏的、地下所发掘的方面来,那正是更有意义的事。”从这样的声调里,真的已能闻到“文革”渐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

  但我与王连起先生也有一点小小商榷。王文将《兰亭序》争论与批判《海瑞罢官》并提,怀疑此事所针对的也是北京市的领导层,但因谈书法“究竟难离学术”,所以后来就有人“写了目标更明确的文章”。虽然现已看得出此事有奇特的政治背景,甚至可说与后来的“文革”有密切联系,但它的重要性,毕竟还不能和《海瑞罢官》比。郭文发表已是1965年5月,此前此后,各个领域类似的标新立异的批判或“争论”已此伏彼起,如哲学界正批“合二而一”与“无差别境界”,史学界在批《李秀成自述》,电影界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文学界批“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书法界关于《兰亭序》的争论,按康生本意,正是要纳入这样的潮流中去。批《海瑞罢官》则与这些公开的批判不同,前者只是“文革”的舆论准备,后者则可视作“文革”发动的一场大战役,这从江青组织姚文元写稿时如此诡秘、如临大敌,即可看出。批《海瑞罢官》的目的,是由吴晗而彭真而刘少奇,直接指向北京市委并将由此打开缺口。如果说《兰亭》之争也是要指向“北京市的什么人”,那根据终究不足。另外,时间上也不对,江青最早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是1964年下半年;到上海再找张春桥姚文元,也始于1965年春节。这都在《兰亭》争论之前。可见,到郭老谈《兰亭》时,那场战役早已经在部署了。这么重大的事,看来是轮不到这位郭老的吧。

责任编辑: 静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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