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北京古玩城上午十点准时营业。A、B两座装饰着古典元素的大楼对峙于东三环两侧。东三环向北伸入北京CBD中心，与国贸咫尺之遥。这也象征着古玩文化和现代商业的密切关联。一上午这里的停车位上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戴着红色袖标的保安，围着大楼转圈。12点以前，进入大楼的顾客不超过15个人。三个貌似旅游者的女孩，一个来自阿富汗的玉石商人，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在挨家兜售古玩，一个神情迷惘的斜挎书包的男子，以及四个闲逛着的福建人和一个坐在休息凳上的藏族僧侣，这些人共同之处是什么也没买。

　　北京古玩城的上级单位是首都旅游集团，这是一家涵盖餐饮、酒店、交通、旅行社的综合性国有企业。大楼一层的柜台摆放着旅游纪念品：翡翠、玉石、珍珠项链……柜台上有一块铜牌标示着：消费者可以向商家索取鉴定证书。

　　二层商铺展示了古玩世界的林林总总：铜器、玉器、瓷器、书画、古董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像、少数民族的服装、马鞍、家具。只有很少的货品用贴纸标有价格。

　　三层店铺中有几家文物公司、几家海外回流文物交易中心、代售机构和古玩城的办公室，一副机关气息。四层显得更阴郁些，缺少招揽生意的热络，装修都显得有些乏味。从楼上往下看，电梯安静地运行着，上面没有人。商铺名字和牌匾充满祥瑞之气，但店主们只是在喝茶、打扑克、上网，不到玻璃天窗上的颜色发暗，一天的经营结束，店主早已鱼贯而出。这景象已经重复了一年多了。

　　北京古玩城南侧，有一幢气势更宏伟的天雅古玩城，西北是潘家园古玩市场。这一路上还有三处新挖的工地，都是在建中的古玩城。亮马国际古玩城2012年10月迁了新址，自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众多商铺一笔交易都没有，这一现象正在业界引其恐慌，尽管交了一年房租，有些商户仍割肉离场，每月1万的租金，和装修一新的铺面被抛在那里。

　　李广琪躺在10平米的小店里，被感冒折磨的有些疲倦。他突然对谈话中使用的一个夸张词汇发生了兴趣。“你说的那个词是什么，血洗古玩城？对，就是血洗古玩城。”近5年来，古玩城项目在全国四处开花。福建、大连、湖南、西安都刷新记录，每年都有更大规模的古玩市场在豪华地段落成。（给出数据）“伴随着古玩城项目的进入鼎盛时期，古玩行当已经玩完。”李广琪说，“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这个判断来自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更多人认为这个市场蓬勃向上，罔顾一批业内弥漫的悲观论调，大搞重复建设。这就像围城。李广琪是古玩城“老八家”之一，在北京古玩城30年浪淘沙里留下的最后一家。2008年《雾里看花》剧组请他当顾问，帮助创作者认识古玩行业的内幕。但这一次，他自己也在观望，现实剧情会走向何处。

　　1、劲松旅馆

　　当代中国古玩市场有其明确的起点可循——文化大革命。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掀起了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大规模、长时间、毫无阻拦的破坏，对两千年的文物发动了灭绝性的打击。10年之后，这个古国变成了一个极其苍白乏味的土地。文物市场是零。一些社会边缘人盘踞于城市一角，兜着瓷器碎片，尽管这看起来是一堆破烂，但他们执着于它们的出处、工艺和历史，并推动这些碎片发展成文化复苏的力量。中华大历史的物质形态，赋予这些碎片以一股动力，开始互相寻找。

　　劲松旧货市场里聚集了马未都、李广琪、刘化北这些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边缘人。李广琪回忆道，“当时院子里弄了点铁皮房，一家二、三百块一个月，来经营这些旧货。”这种举动是和社会潮流完全相反的。人们对古玩仍然避之不及，马未都也深有独步江湖的感慨，那是“在电影散场的时候，我开始进电影院了”的状态。“所有的人都往外走的时候，我一个人往里走，就显得特别不合群。”

　　由于佛像是四旧，全部拉到铜厂化成铜、瓷器都砸了、字画也都烧了。因而市场上木器、家具多一些。瓷器、铜佛像几乎都是零。

　　30年前的劲松旧货市场，是保障社会再就业的一个小田地，并未有规划，社会上既没有货源，也没有顾客，更无法形成商品价格体系。起步时期的混乱可想而知，“大家见什么都比较新，见什么都可以买。”有一天，一个老外在市场里转悠，看到人们烧的是煤炉子，把乏煤捡出来，换上新煤，火苗扑扑地窜出来。他觉得新奇，开了一百美元的稀世高价。

　　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社会对文化审美的渴望，就像慢热的水流，逐渐突破了表层的坚冰，并形成了新气候。90年代的后期，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稳定的市场，继木器家具，出现了瓷器和铜器。一些货源来自国外回流的文物，另一些来自市场转型中的进出口公司、国有企业和文物商店。1980年前后，港、台的藏家在内地能够呼风唤雨，给刘化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家拿出两百万砸古玩，两百万在大陆那是相当值钱了，咱们60卖给人家，人家出价300买了，还觉得便宜。”

　　台湾对中国文化的继承线索完整，而且传来了现代收藏观念，300元买下60元的瓷器，今天来看并非厚道，而是懂行和周到。从台湾的角度看，整个中国就是“可捡之漏”，被破坏的文物市场和落后的经济局面空间巨大、动力强劲。以这股复苏力量，迅速把一个市场从地下挖掘了出来。

　　2、潘家园崛起

　　1992年，潘家园开始进入视野。初期的100个摊位，摆着自行车座、自行车车把、缝纫机头、小竹椅和少量的字画。潘家园市场日后的名声与规模，得益于附近的一个廉价旅馆：劲松旅馆。劲松旅馆表面简陋，内部有一批战时建造的放空洞，一晚上10元的价格，吸引了外省的商贩。这些人白天把“货”摊在床上，坐等顾客光临，晚上收入纸箱，塞进床底。这些来自各省的普通农民，从农村半买半送收来的瓶瓶罐罐、老钱和铜器，拿到北京后换了钱，养成了文物交易的初级意识，逐渐成为走乡窜壤的特殊职业者。劲松旅馆与潘家园市场联手打破瓶颈，使得中国文物市场中的“货源”问题得到解决，盗墓者开始在全国留下他们的影子。

　　盗墓大军是一支支流窜在平原上，传递着危险而价值连城的讯息的小团队。他们传习着一套寻找宝藏的技艺：在县志里寻找望族，依据风水和土质知识，在乡野里寻找古墓。1998年，劲松旅馆里一个熟练的盗墓人“一个坑下来，就落了一千来万。”金钱推动这支力量蚕食地下财富，河南、陕西、山东、安徽等地全村村民都吃了盗墓饭，出现了“盗墓经济”。民间文物学者吴树先生推断：30年里，盗墓大军发展约10万人；被盗掘、基建私分境内古墓约200万座以上。中国考古界得到一个定律“十墓九空”。

　　盗墓者启动了市场，充实着文物货源，并促进当代文物市场第一拨繁荣。但他们是为了贪婪而来，未有远见和规划，于是很快，经济利益超越了农民盗墓者的目标，把文物市场带入了现代化阶段。

　　3、景德镇复兴

　　1997年，文物市场与中国制造业兴起相遇。个人、作坊、乡镇企业增添了所需的制造能力，文物市场同样如此，它接下了“十墓九空”导致的货源枯竭的挑战。与沿海城市仿造名牌服装和皮鞋并肩，乡村作坊开始仿造历代古玩。景德镇得名于宋朝，在这个新时期，景德镇重显价值，替代潘家园成了古玩界的首都。

　　50年代景德镇瓷器烧制历经柴窑、煤窑、气窑、电窑数次改变，90年代以气窑和电窑为主。相比过去10%~30%的烧成率，现在的烧制技术已经稳定很多。小至破碎的瓷片，大至完整的瓷品，经过做旧技术，可以再现宋、元、明、清，任何朝代的瓷品。除了制作技术的稳步提高，工业化还意味着从制作到贩卖，景德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数量庞大的中低档仿品由商贩运到全国古玩市场。高仿品流向新兴的收藏者群体，或者经过直接管道送往拍卖行。拍出后，高仿者、中间人、投资方三方分成。技艺最精的仿造大师，甚至能分到一半利润。

　　1991年李广琪在景德镇开办的小作坊，经过苦心孤诣，声意日隆。1996年，李广琪复制出中国清代景德镇炉钧釉的生产技术。1996年，他发表三十多项陶瓷生产研发技术论文，破解了古陶瓷领域多项技术难题。坊间盛传李广琪的高仿瓷，与老货难辨真假。

　　90年代的文物市场，是景德镇高仿瓷器的天空，昔日和新制的赝品，既登上了国际拍卖会的舞台，又夹带在海外文物回流，出现在国内拍卖市场。

　　李广琪为正视听，2000年李广琪召开了一个个人专场拍卖会，把自己的高仿瓷都曝了光。“我卖的东西，不会误导它，如果有人认为是老的，我会告诉他是新的。”

　　景德镇不断提高仿制古瓷的技艺，却恪守它的原则，与以假充真保持着距离。一方面专业分工使它倾向于赚取制作费用；另一方面，一旦生产力释放出来，古玩价值的重心就慢慢向“软件”倾斜：它被做成什么不重要，说它是什么才重要。景德镇的原则变成了包袱，于是景德镇脱离了利益链的核心。

　　景德镇这一悠远而卓著的瓷器品牌，在吸金十年间，流于庸俗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