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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制作重回肖像摄影

娜沙特试图用艺术来处理伊朗现当代史上的关键节点—1953、1979、2009 年,将这些年份所指涉的历史背景连缀起来,便可窥见这个中东国家的困局。

  娜沙特成名至今,人们依然问她,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她现在是美国人。这个问题又有许多答案—她来自伊朗,在美国学习艺术,并通过在作品中讨论伊朗问题在西方获得名声。不同的身份认同在她的作品中交缠,也附着在她身上—上身是一件来自老挝的民族服装,脚下踩着一双高跟鞋。

  她喜欢穿黑色。2009 年,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露肩礼服,接过威尼斯电影节银熊奖。平日里,她用风格鲜明的首饰搭配黑衣黑裙。在她的摄影和影像作品中,女人们也是一袭黑衣,黑色的面纱之下露出黑色的眼睛。事实上,在她早期的艺术创作中,她经常使用自己的身体和面孔。她就是自己作品中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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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棍系列-BAHRAM, 2012》 浴血沙场的骑士画面覆盖着被摄者的胸部和手臂。

  重返伊朗

  不同于那些如有神启的天才艺术家,娜沙特的创作有一个确凿的起点,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1979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君主沙阿(巴列维家族)被推翻,以霍梅尼为领袖的神权重又复苏,他们反抗残暴奢靡的王权,也反对它所代言的世俗化倾向,均贫富,拒斥西方文化,推动整个社会重新伊斯兰化。此时的娜沙特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她的家境不错,父亲是个医生,兄弟姐妹都被送出国念书。她本不打算在美国久居,姐妹们完成学业之后都回到伊朗,结婚生子,没有工作。她回忆说:“我并不觉得父亲他真的指望我出去挣钱、获得成功,他只是希望我们也同样接受教育。”革命后,美伊断交、两伊战争爆发,娜沙特被困在了美国,有 11 年的青春与家人分离。

  1990 年,她重返伊朗,家乡的变化让她感到震惊。意识形态覆盖了整座城市,长袍包裹着女人的身体,街上遍布的招牌、条幅,喊着新的口号:支持革命!反对美国!反对以色列!即便躲在家中,人们也总担心秘密警察会随时上门。“我的感情是矛盾的,我们那一代人也反对伊朗国王的政权,但革命同样令我感到恐怖。”这个困境把娜沙特带进了艺术实践的前线,她成为家中唯一拥有工作的女孩。

  黑白摄影系列《阿拉的女人》(Women of Allah)、视频装置《狂暴》(Turbulent),是她崭露头角之作。伊朗女人占据了她创作中绝对的主体。她让她们开口唱歌,这是对伊斯兰女性不能公开表演歌舞的挑战;她把波斯文字画在她们的身上,这是她的标志性手法,是与历史的诗意勾连,也是应对审查的一种策略;她让她们端着枪,这是她回国后目睹的现实——一方面,原教旨主义给女性的日常生活提出了苛刻的禁令,另一方面,她们又被征召入伍,成为宗教的士兵。“我觉得这是非常虚伪的、矛盾的,同样一个女人,既要因为防止性诱惑而把身体裹起来,又要把身体献给军队。”娜沙特从一条明显的女性主义路线来讨论伊朗的政治,尽管她并不完全赞同西方学术谱系中女性主义的定义。她的作品并不难懂,几乎全是黑白,抒情性一目了然。

  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都由她自己出镜。因为她一直在伊朗以外的地方进行创作,远离真实的现场和人,但在情绪上,她离伊朗很近。身处政治与宗教漩涡之中伊朗女人的坚决与脆弱,被简化成黑与白之间的一个凝视、一种体态,娜沙特成了最合适的表演者,尽管她说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

  性别与政治

  她总是与熟悉的人合作,儿子、丈夫、朋友时常出入她的影像作品。新展览《列王纪》的模特就全部来自她在纽约遇到的中东流亡者,有的还曾被逮捕、坐过牢。他们来自巴林、叙利亚、科威特、摩洛哥、伊朗等国家,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政治运动先后席卷了它们。娜沙特说,这次的展览是她第一次在摄影作品中使用男人。

  照片分为“恶棍”、“爱国者”和“民众”三个主题,分别悬挂在四面墙上,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代表权力的人是三个凶悍男人的全身照,他们赤裸上身端坐、站立,身上画着《列王纪》中古伊斯兰侵略波斯的场景,第一次出现了血腥的红色;反抗权力的人有男有女,都是半身像,把右手放在胸前,这是经过娜沙特编排和精简后的肢体语言,表达某种抗争;民众部分全是脸部特写,占据了一整面墙,他们是权力的目击证人,也是牺牲者,眼神中有恐惧也有彷徨,这是她最擅长处理的情绪。

  从电影制作重回肖像摄影,娜沙特依然出手简洁,不用任何景物,这一次连女人的面纱也去掉了。她认为,这些 21 世纪新女性的代表受过良好教育,积极行动,要求自由。同时展出的视频装置在形式上与《狂暴》相似,影射的对象也从性别权力转移至政治权力,一男一女两位歌者用 12 世纪诗人的唱词来反抗暴君的审判。性别与宗教这两个维度暂时被搁置,政治跃至前台,表意更趋简单,一切都被解释为赤裸的权力关系。娜沙特的表达是激烈的,而且越来越激烈,几年前她还收到过伊朗文化部门的邀请,如今她是不受伊朗政府欢迎的人。

  她的作品从未在伊朗正式展出,获得威尼斯银熊奖的电影《没有男人的女人》是她在国内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尽管有人怀疑她的政治动机,也有人鄙夷她的模棱两可。那时她主要处理的还是性别问题,而宗教与政治如影随形,影片中 4 位女主角,有的争取性别自由,有的参加政治抗议。电影改编自伊朗作家莎纳许·帕西普尔的魔幻写实小说,时代背景设置在 1953 年的伊朗政变,由于推行石油产业国有化,英国和美国情报机关策动推翻了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由巴列维掌权—这正是那位被伊斯兰革命拉下马的国王。

  娜沙特试图用艺术来处理伊朗现当代史上的关键节点—1953、1979、2009 年,将这些年份所指涉的历史背景连缀起来,便可窥见这个中东国家的困局。正如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在如此动荡和喧杂的环境下,其实隐藏着沉寂。世间万物,不断地重复着自己——希望,背叛,恐惧。”这个困局大于娜沙特的艺术。她的艺术为政治所激发,并始终在政治之中。包括她本人形象在内的作品序列,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符号。“我绝对不算一个传统的女人”,娜沙特说,她有自己的宗教仪式,但不会每天礼拜,她有自己的职业,但不会做饭,儿子已经 23 岁,是伊朗和韩国混血。

  “我很想与这个国家重新联系在一起,通过创作与伊朗有关的作品来成为伊朗的一部分。”90 年代初,这个儿时从未去过美术馆的女孩开始了艺术创作。她原本以为离家的岁月可以结束了,但随后的际遇证明,她离伊朗越近,就离家乡越远。她抨击权力,也是权力的后果,自觉或不自觉地满足着外人对于伊朗的想象—那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政治相关。

  • 责任编辑:智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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