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尚同——浅议秦代书法实践和理论

  文|方立

  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天下,在中国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形成一整套庞大而严密的官僚、户籍、土地制度。秦王自称始皇帝,意即“德冠三皇、功高五帝”。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改为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巩固封建统治。文字的统一使用,汉字不仅以其象形、形声、会意等多种功能将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心理特性,表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标识,而且使书法艺术从战国晚期的纷乱颓废回到平正简直道路,为后世书体规范和法度奠定了基础。尚同,是秦王朝专制制度的特征,这个时期的书法也深深打上这个特征的印记。

  方立篆书作品:荀子《宥坐》 34cm×268cm

  小篆是古文体系的终结

  在中国书法历史上,秦代小篆是古文字体系的终结。自春秋始,周平王东迁,秦襄公救护有功,周平王把歧山以西地区王室故地封赐秦襄公,秦人晋升为诸侯得以立国,文字则沿用《史籀篇》大篆字书。周秦使用的文字字形规范稳定,书体变化不大,同东南各国文字差别明显。周秦金石题铭坚持使用正体大篆,日常手写很少异体。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实现书同文进程中,始终把周秦文字视为嫡传。

  另一方面,大篆、金文以及小篆等文字经历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演变,由于诸侯主政、不统于王,各国使用的文字、字形基本结构大体相同,但字体繁简、偏旁位置都有很大差异。当时在六国流行的大篆、金文以及小篆等文字形体五花八门,后来被称为六国文字。其结果是,东南各国的文字日渐草率,严重侵蚀了金文正体、装饰性书体的传统领地,文字异形现象十分普遍。

  当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直接影响秦王朝政令下达和郡县上奏,再加上官事繁多、官书浩繁,书同文的问题便提上议程。《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每石(dan)是120斤,就是说当时秦始皇每天要过目120斤用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实现文字统一,不仅关系工作效率,更关系国家政令统一。于是,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意见,以通行于原秦国的大篆文字为基础,在大篆基础上创制和规范了小篆,对战国时期繁乱不一的文字进行整饬,把小篆新书体作为区别于既往和其他地域性书体颁行全国,宣告了夏商周以来古文字体系的终结。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记载这一历史时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字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这3篇字书为标准小篆范本颁行天下,以教学童识字,同时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在全国推行。这3篇文字都是取自史籀大篆,加以省改,成为小篆。所谓省改,主要是:删除战国秦系文字某些繁复结构和叠加偏旁;固定偏旁数量和位置关系;加强偏旁独立性、规范性、造型对称性;吸收虫书曲线的叠转之法等。可见,小篆是在史籀大篆基础上加以省改而成的规范性新书体。这种省改,吸收了周宣王时期《史籀篇》传统书体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传承和演变的合理成分,这是对春秋战国西土文字即秦系文字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商周文字秩序规范的继承和发展。

  小篆的鼻祖不仅李斯一人,还应该包括赵高、胡毋敬等。他们3人的3篇字书已经失传,但他们书写的小篆书法典型仍然存在,这就是秦始皇出巡鲁吴越留下的著名刻石书法。秦始皇巡游天下,歌功颂德,喜刻石以志。当时著名刻石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琅琊台刻石等多处。现存原刻的只有琅琊台刻石,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史称书法由陪同出巡的李斯工篆,其他均为翻刻。

  方立篆书作品:福缘善庆 34cm×68cm

  隶书是今文字体系的开端

  在中国书法史上,隶书是今文字体系的开端。从战国后期开始,金文伴随着青铜时代终结而淡出,隶书作为篆书的草体或者手书体,随着实践需求而在竹木简牍丝锦石片上大量出现,成为古今书法艺术形式和古今书法书体结构转换的转折点,也为从先秦开始以篆书为主导的古文字书写系统转换为秦汉以来以隶书为基础的今文字书写系统奠定了基础。

  战国晚期到秦代早期,早期日常手写体隶书已经获得官方认可,并在公文中被普遍采用。在战国晚期开始流行的比小篆更省简的隶书,成为日常书写体,后人称之为秦隶。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盟书是实用性隶书运用的重要领域。实用性书法以简捷适用为目的,在快速运作中需要规范有效的笔画承接秩序。笔顺的规范,把时间因素赋予书法,也赋予书法鲜明节奏,点画起止的连接变化,造就出丰富多变的结构样态和空间形状,促进了旧有字体解体和新书体形成。这又开拓了秦代文字日常手写体的独立发展道路:隶变。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且用小篆统一文字后,秦人为了满足人们日常快速书写的文字需求,继续着书写性简化道路。书写性简化的好处在于,起始阶段它只是改变笔画方向、笔顺、笔画连接方式,不破坏字形结构,不影响识读,在人们很难察觉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侵蚀象形符号体系,并逐渐地改造字形结构。这一变化,大约从秦孝公东进咸阳、变法强国时开始发生。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陆续出土的秦简,至少都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甚至100余年的隶变发展,看上去并不潦草。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始皇三十年的1200多竹简上的字,都是规则、熟练的隶书,可以视为标准的秦隶。这是秦文字与东南各国文化、文字的不同之处。

  隶变并不是秦人独立完成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借助帝国强大的力量,以书同文的形式,把六国遗民都拉进文字变革进程。在要求他们学习新贵小篆的同时,也允许他们学习便捷实用的早期隶书。正是六国遗民加入,并把原有的潦草书写习惯和书法风格带到隶变当中,加剧了书写性简化所蕴含的各种破坏性因素,加速了隶变进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相传,隶书为秦始皇时狱吏程邈所定。他因获罪而囚于云阳监狱时,对春秋战国后期开始在民间流行的隶书进行了规范和整理,获得秦始皇的肯定,得以官方认可和推广。这就能够解释,虽然秦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但在出土的众多秦简牍墨迹中多为隶书,已经见不到类似秦始皇刻石那样的标准小篆。标准小篆可能只是某些庄重场合使用的官方字体,日常生活广泛应用的是简牍中的秦隶。

  隶书由篆书省简而来,但不同于篆书的地方很多。一是笔画简化。二是结体改变。三是变篆书的圆笔为方笔,变篆书的弯笔为直笔。隶变解散了篆体,使汉字完全摆脱了图画性质,成为便于书写的符号,是汉字由繁至简的重大创新,是对古文字象形符号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再由隶书出发,笔法继续简化和美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字形体的历史联系,促进了隶、楷、行、草等形质上根本区别于古体文字的符号体系的形成。

  方立行书作品:杜甫《秋兴八首》其二 45cm×45cm

  书写工具和材料革命,为汉字和书法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书法演变同书法工具和材料发展密切相关。独特的工具、材料发展出独特的表现技法和形式,传达出独特的书法韵味。其中,毛笔是最为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传说,毛笔由秦代戍边大将蒙恬所造,事实上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绘画以及殷商的墨迹中都证明毛笔的存在。《太平御览·文部》卷21引崔豹《古今注》这样看待蒙恬造笔说:牛亨问曰: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也。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皮,所谓鹿毫竹管也,非谓古笔也。这就是说,蒙恬所造的是秦笔,同古笔有区别。汉承秦制,以后毛笔沿用蒙恬所造,而古笔失传。从考古发现战国秦汉毛笔的形制上,大体也证明这一点。古代“削”是刮治竹片和勘削误字,“笔”是记录内容。所谓笔则笔,削则削。刀笔吏者,就是由刀削笔记而来。古笔可能就是把笔毛用细绳子捆扎在笔杆之上,更简陋一些。秦代毛笔为后世书写带来便利,开启了更高起点的新的书法时代。

  到了秦以后的汉代,毛笔形制和用料已经同后代通用毛笔接近。20世纪80年代在江苏连云港地区西汉晚期郭宝墓等墓葬中出土多枝毛笔,笔毫均使用兔毛,选大料作小笔。网瞳汉墓中的一枝毛笔,笔毫总长4.1厘米,外露部分仅2.1厘米,便于连续书写,适应新兴草书的书写。汉末书家张芝擅长制笔,其弟子韦诞承其制笔法,作《笔方》一篇,讲述使用兔毫和羊毫制成兼豪笔的整个制笔过程。蔡邕也作笔赋一篇,称颂毛笔书乾坤之阴阳,赞三皇之洪勋的作用。当时的墨用松烟制作,成丸粒状。随着制墨工艺改进,才形成体积较大的条块状。韦诞也是著名的制墨专家,与张芝笔、左伯纸齐名,著有《笔墨方》,讲述制墨的取烟、捣烟、筛选、合胶、入药等过程,与唐以后通行的制墨法差别不大。

  方立篆书作品:寸阴是竞 34cm×68cm

  秦代文字的尚同,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同。小篆在秦代成为全国统一的官方文字以后,汉字特别是书法艺术风格多样性继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在小篆基础上的隶变、楷变、行变乃至草变继续发生着,为今字体在汉代的进一步齐备创造条件。这如同“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着不同的芳香,一滴露水在太阳照耀下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文字无非是人文主义化了的自然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由于有了人类社会实践,才有了图腾崇拜,并激发出原始艺术和文化,尤其是塑造图腾崇拜物、植物和动物的形象,自然界变成了文化和文字。从原始图腾崇拜到结绳记事和刻画书写,从殷商甲骨文到秦代小篆和隶书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首先,礼乐文化的秩序感选择了装饰美,以此成就了大篆,成就了汉字书体演进中的第一个正体,为其后3000多年的正体书法秩序和法度奠定了基础。礼乐文化秩序注入书法,使书法艺术从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人文精神,被儒家接受并发扬光大,使书法作品的点画字形风格具备象征意义。其次,大篆书体的成功,拓宽了人们对汉字和书法美认知的视野,曲线美与图案化成为美化大篆的切入点。当人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装饰性书体之后,过度的物象外饰与装饰手段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书写美,最终演化为文字游戏并走向消亡。其三,象形符号体系的图画特征具有与生俱来的美质,古文字书体向今文字体系的演进和变迁,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损害这种仿形线条的美质,而且不断以简化和美化相统一的线条概括它,使字形符号从实际象形转化为概念象形。秦代文字的尚同,表达了中华民族先人的政治、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

  方立行书作品:《老子》 96cm×556cm

  (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文化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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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寻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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