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尚法——隋唐书法实践和理论

  文|方立

  【编者按】应本刊之约,方立先生以《中国书法研究入门》为题撰写系列文章在本刊连载,本期发表的《唐尚法》系第六篇。作者认为,唐人尚法是晋人尚韵和宋人尚意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其书风上承魏晋余韵下启宋意先河。唐人把晋人潇洒韵味纳入法度之中,使书法规范而自由、重法度仍生动,常为世人以“法”概而言之。从魏晋的尚韵到唐代的尚法,使极端工整的楷书和纵横神逸的草书发展到新的高峰,揭开了书法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由于这一时期书法法度的确立和书法体系的完备,书法从此进入艺术自觉发展的历程。敬请关注和讨论。

 

  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权臣杨坚强迫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589年,隋灭陈,历时3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使分裂造成南北不同的书法风格开始得到融合,并开启唐代高度发展和繁荣的书法。

  隋朝统一天下,南北书风自然融合、渐趋中和,上接北朝、下启三唐。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创立考试任官的科举制,设立国子监作为教育行政领导结构。在国子监下首创书学、算学、律学等专科类的中央官学,与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形成六学系统。30余年的隋朝,立国短促,著名书家不多,大体有智永、智果、丁道护等人。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由陈入隋的僧人,世称永禅师,继承和发展王氏书法,使之法度规范、系统。受卫夫人《笔阵图》七条笔画势论的影响,智永和尚总结楷书基本笔画的“永”字八法,受到历代学书者的重视。至于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在暮年发轫,应该归于初唐书家。

  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次年,废黜隋恭帝自称皇帝,改元武德,建都长安,国号唐,是为唐高祖。在唐代,一、南北书风合流促使书“法”的初步确立;二、唐代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因素为书法的尚法提供了条件;三、楷书和草书体现着唐代的书法法则,也代表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唐代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第二座丰碑,其书风上承魏晋余韵下启宋意先河,常为世人以“法”概而言之。从魏晋的尚韵到唐代的尚法,使极端工整的楷书和纵横神逸的草书发展到新的高峰,揭开了书法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

方立楷书作品: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34cm×980cm

  唐代书法实践

  唐代书法实践大体可以分为初唐(618-713)、盛唐(713-805)、晚唐(805-906)3个时期。唐初,欧阳询、虞世南等一批书家由隋入唐,基本主导了当时的书风。盛唐时期,各种书体达到新的高峰,李邕、张旭、颜真卿、李阳冰、怀素等享誉一代的名家辈出,确立了唐朝在中国书法史的高峰地位。晚唐时期,随着社会动荡、国力衰退,书法逐渐衰落,书风趋于程式化,较有影响的书家仅柳公权、杨凝式少数几人。唐代写经、墓志书法多趋时风,留下许多质朴率真的宝贵文化遗存。隋唐五代时期,唐代书论最为兴盛,孙过庭、李嗣真、张怀瓘等提出了独具慧眼的见解,张彦远收集保存了前人的珍贵书论。

  唐代书法兴盛与发展变化,同帝王爱好密切相关。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酷爱书法,于贞观初年下诏,出内府金帛征求王羲之等名家墨迹,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加以鉴识编目,又御选拓书人精工拓模,使广为流传。《贞观论》记载:所购逸少书凡真行三百九十纸,装为十卷;草二千纸,为八卷。据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是派御史萧翼到智永弟子释辩才那里骗来的。唐太宗还下令将《兰亭序》在他死后陪葬。李世民将出重金收集的三吴遗迹,藏入内府,君臣共相玩赏,并以虞世南、褚遂良等为师,研习书法。唐太宗独尊王羲之书法、巩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最重要措施,是在编纂《晋书》时亲自为王羲之作传论,评价王羲之书法用笔、结体、布白均十分工致研妙: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唐太宗认为,艺术和书法都应该“节之中和,不系于浮放”。北朝雄强书风过于粗率,南朝秀丽书风失之柔媚,都不符合唐太宗中和的审美要求。王羲之书法增损古法,裁成今体,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具有中和之美,符合唐太宗的审美情趣。唐太宗不遗余力推广王羲之书法,以帝王之力确立了王羲之书圣地位,也为唐代尚法书风提供了规范和楷模。李世民本人先师隋史陵,后参学虞世南,还追仿王羲之,工行草,善飞白,留下《温泉铭》等行书刻碑。唐太宗的爱好和提倡,推动唐初产生了一场书法革新运动,改变了过去南师北帖、北宗魏碑的局面,使王羲之的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直接影响着唐代尚法书法艺术的走向。

  唐代书法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尚法书风的形成,还得益于科举制推动了书法教育的推广和规范。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开始于隋朝、成熟于唐朝。在唐太宗的重视和推动下,科举作为取士制度巩固下来,成为千余年封建时代士人进入官场的唯一途径。科举制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6科。明书又称明字,是以书法为专业的科举考试,主要内容是文字学和杂体书法。这样,科举把做官与书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书法教育。在唐朝,书法不仅是开科取士的科目,而且是遴选官吏的重要标准。“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书法是考核、测试、取舍官吏的重要标准。

  在唐代,书学是国学内容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元年敕令在弘文馆开办贵族子弟书法班,在京五品官员以上子弟,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由侍书大臣虞世南、欧阳询任教。这是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官办书法学习班。唐太宗又在贞观二年(628年)恢复高祖时罢废的书学,承隋制隶属于国子监,内设书学博士和助教,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学生。国子监书学是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学校,学生以书法为专业,教学内容包括《石经》、《说文》(即《说文解字》)、《字林》等。石经即魏正始年以古文、篆、隶三体书写的五经,是以书体与儒家经籍学习相结合的专业课程,需要3年修成。国子监其他学生也规定书法学习内容,需要学书,“日纸一幅”。帝王身边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六学中有书学,都要参加科举中的明书科考试选拔,只有善书者才能升官晋职。因此,地方学校模仿中央学府,注重书法教育。此外,还有广泛存在的家传师授的私学教育,延续书法教育传统,培育大批社会书家,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都是由家学起步。唐代科举制促进了专业书法教育的兴盛,为当时尚法书风兴起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唐代的尚法书风,同唐朝统治者以及书家的审美情趣和意识也密切相关。在唐代21帝中,至少有16帝与书法结缘,不仅自己爱好和擅长书法,而且对当时书风产生重大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书法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书法理论也独具一帜,其核心是倡导讲求骨力、韵味、规范的书风。他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于是,唐初书法家都按照帝王喜好,追求瘦硬特点。欧阳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八诀》和《三十六法》,为尚法书风提供了理论依据。

  唐太宗以后,后来的历代帝王如高宗、睿宗、武宗、玄宗包括武则天,无不重视书法。玄宗李隆基(685-762)初政,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他承贞观遗风,尊贤尚文,完善馆阁制度。弘文馆聚集了工书善鉴之士,从事校书、抄写等文献工作,由此形成了一支馆阁书家队伍。由于他本人擅长隶书、章草,喜肥美之姿,不满当时风行的以二王为祖的书风,因此提倡用隶书、章草来矫正楷书和草书。李隆基亲自写《纪泰山铭》及《石台孝经》,又颁布《字统》规范隶书的形式和写法。馆阁书家多以书法为朝廷服务,字体以实用为本,美观整齐为主要目的,在李隆基亲自颁布的《字统》法度严格规范下,艺术性和个性都不足。此时书家书写隶书都以李隆基隶书为典范,规矩整齐,讲求对称,用笔丰润,带有楷意。这种法度森严的隶书还可以作为唐初尚法书风的延续。但是,李隆基把生活中喜欢肥胖美人的审美观带进书法,世人应其喜好和要求,于是“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又有“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圆润丰腴的隶书在盛唐大行其道。因此,唐初推崇的瘦硬尚法书风经过盛唐肥美尚法隶书过渡阶段,逐渐演变。清万经曾在《分隶偶存》中比较唐隶与汉隶的不同: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

  由于唐人追随玄宗喜好八分,蔡邕作为唐人眼中的八分之祖,其书法地位越来越高,唐人还把很多汉碑书写权也归属蔡邕,蔡邕书法理论及相关笔法传说相继问世。当时唐人不但认为《熹平石经》是蔡邕所书,而且认为是八分书的典范。张怀瓘《书断》列蔡邕八分、飞白为神品,大篆、小篆、隶书为妙品。他评价蔡邕书法说:“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真异能之士也。”他的《六体书论》更将蔡邕的大篆、小篆地位拔高,文云:“大篆者,史籀造也。……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为其嗣。”又说“小篆者,李斯造也。……李斯是祖,曹喜、蔡邕为嗣。”张怀瓘的《书断》完成于玄宗开元十五年,他在这一年以善书自举应制,召为翰林待诏。他将蔡邕八分书列为神品,似乎有意配合唐玄宗恢复古学的旨意。《书断》述八分书的祖宗是王次仲,而张怀瓘稍后的《六体书论》,直接将蔡邕奉为八分的祖宗了。他说:“八分者,王次仲造也。点画发动,体骨雄异,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贵逸尚奇,探灵索妙。可谓蔡邕为祖,张昶、皇象为子,钟繇、索靖为孙。”张怀瓘以蔡邕代替王次仲作为八分之祖,不应该是笔误。即使笔误,也是有意为之。

  其实,在唐代很长时期内,蔡邕的书法地位并不高。唐朝初期,唐太宗《王羲之传论》、孙过庭《书谱》祖袭南朝诸家之说,他们关注的是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书谱》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武则天时期,把李嗣真《书后品》作为历代书法家的谱录,自李斯以后书家都见载记。他将历代书家分成十等,将蔡邕书法列为上中品,若以十等论之,仅列第三等。蔡邕是《熹平石经》碑刻的主持人,《熹平石经》在当时就是作为规范经学和文字的法经而立,盛唐把他作为八分之祖,倒也符合唐代的尚法书风。

  尚法之风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唐太宗李世民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综观初唐欧阳询、虞世南、李世民三家书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法理论的廓清和梳理,欧阳询的结体论、虞世南的用笔论、李世民的中和美学思想,都为唐代尚法之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规范,直接促使了后一阶段尚法风气的成熟。而“中和之美”、“尽善尽美”则是在精神气质上对书法进行了更高层次的规范。王羲之书法作为这两种规范的统一体,成了唐代书家顶礼膜拜的典则,位居天下之尊。

  总起来说,虽然“尚法”不能概括唐代绚丽多彩书风的全部,但可以反映唐代书风的本质特征。

方立行书作品:《老子》句扇面一34cm×68cm

  唐代主要书家

  唐代书坛出现了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这样的楷书大家,出现了张旭、怀素、孙过庭这样的草书大家,出现了李世民、李邕这样的行书大家,出现了李阳冰、李潮这样的篆书大家。就书论而言,有李世民、李煜这样的帝王书论家;有李白、杜甫、司空图等诗人书论家;有张怀瓘、张彦远、李嗣真等专业书论家;更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李阳冰这样的书法兼书论的大家。书法家和书论家队伍浩浩荡荡,令前朝后代望其项背。传为唐太宗所作的《笔法诀》、《论书》、《指意》和虞世南的《笔髓论》,都继承王羲之为首的晋人尚韵重意的风气,强调书法创作中的主观因素。稍后孙过庭的《书谱序》、李嗣真的《书后品》也分析钟繇、张芝、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思想,重视探讨书家思想、感情与书法风格的关系。

  初唐四大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是唐太宗时期成名的。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四人在唐太宗影响下,都学习二王书法,欧阳询、虞世南最先成名,到褚遂良以后真正开启了唐代楷书新风格。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因其父欧阳纥谋反被杀,自幼由父友尚书令江总收养,历仕隋唐,贞观年间为弘文馆学士,官至太子率更令,封渤海县开国男,世称欧阳率更或者欧阳渤海。书法受养父江总启蒙,初学梁陈时风,上追二王,后师北齐刘珉,参学索靖草书,综合南北之风,形成方整险劲风格。他精通各体,楷书和行书成就最高。《旧唐书?欧阳询》记载: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为楷范。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贞观初,受到唐太宗重视,奉教与虞世南同于弘文馆教示楷法。楷书存世代表作有碑刻《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属于晚年书风成熟作品。

  《化度寺碑》为贞观五年(631)年书刻,时欧阳询75岁。此碑用笔与王羲之《黄庭经》相近,接近小楷,带有隶意,书法遒劲温雅,结字用笔轻快、灵动。至奇古处,乃隶书一变。

  《九成宫醴泉铭》比《化度寺碑》晚一年,险劲严谨的特征更鲜明,被历代书家奉为欧体楷模。造型险劲又具稳定感,点画位置轻重缓急准确无误。字形四周线条形成向字内弯曲的弧线,显得中宫紧凑;字内短线笔画组成有序瘦长方形,长线向外伸展拉长,形成字外形状斜度大、对比强烈的菱形。用笔则显得圆润浑厚。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出身世家大族,幼年丧父,过继给叔父。隋时任秘书朗,贞观年间为弘文馆学士,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虞秘监。他深受唐太宗器重,常与之谈论书法,并且通过他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米芾《书史》云: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虞卒后,唐太宗痛哭不止,宣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虞世南师承智永,得二王法度,其书温润含蓄、端庄静穆,不尚奇巧,更加符合士大夫中和之风气,被认为是王字正宗。他受唐太宗殊荣,所书《孔子庙堂碑》获得特赐王羲之黄银印一颗,名声大起,遂与成名更早的欧阳询齐名天下、甚至过之。

  《孔子庙堂碑》的许多字体与欧体相似,但字型更偏瘦长,上紧下松,形体、线条多呈现外鼓形,字内空间轻松、疏朗,用笔温润雅致,圆转为主,线条变化简洁,对比微妙含蓄。

  褚遂良(596-658),字登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他擅长书法,博通文史。贞观时,唐太宗叹虞世南去世后,无人可与论书。魏徵便举荐褚遂良,称誉他下笔遒劲,得王羲之体。他少年时师法虞世南,长成后学习王羲之。他把王羲之的行、草笔姿融入楷书,行笔变化多姿、飞动豪逸,书法方整古朴,生拙刚健,带有隶意。他的传世作品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他因为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死后官爵被剥夺,儿子被杀。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他是魏徵的外孙,书法以学习褚遂良为主,深得其精髓。时人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传世作品有真书《信行禅师碑》。

  盛唐真行草各书体名家辈出,李邕的行书,张旭、怀素的草书,颜真卿的真、行书,李阳冰的篆书都是享誉一代的绝唱。

  李邕(675-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曾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他生性耿直,敢于直言争辩,得罪不少人,屡遭人陷害,常被贬官,最终死在北海任上。《宣和书谱》记载李邕书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锉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从他存世的行书代表作品《李思训碑》等可以看出,许多结字、用笔都来自《集王圣教序》。李邕将王字纵势的长方形易为横势扁方形;弱化线条的丰富变化,以简、直为尚,突出横向拓展的外形;强化王字向右上角仰侧的姿态;形成敦厚宽博、古拙朴素的个人风格。董其昌赞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李邕改体,为初唐书风遒劲向盛唐雄浑豪放发展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也影响到宋元明书家。李邕在世时,已经有人专门临写他的书法。他提出:似我者死,学我者俗。

  唐代草书发展是划时代的。初唐,贺知章和孙过庭仍然是二王体系的今草书风,至张旭、怀素则发展到纵情恣性的连绵狂草,拓展了草书的表现领域。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官至秘书监,后弃官为道士。史称贺秘监。他为人狂放不羁,善谈论,喜饮酒,草书是他率真感情的流露。每醉必作。

  张旭(约675-759),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左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他与贺知章是姻亲,兴趣相投,交往密切,他的草书比贺知章更加纵逸,时人常以贺张并称。张旭因为嗜酒而行为癫狂,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世呼张颠。

  张旭、贺知章同李白等清逸豪迈之人结为酒中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曰: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把张旭称为草圣。张旭自谓看了公孙大娘舞剑以后,书法大有长进。唐文宗李昂则将张旭草书、李白诗歌、裴昊剑舞诏称为三绝。张旭书法师从堂舅陆彦远,上承陆柬之、虞世南,取二王法。他在二王传统草书基础上笔势连绵回绕、纵势狂草,开拓出草书新形式。张旭传世作品有《古诗四帖》、《肚痛帖》。行笔如纵空掷下,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

  怀素(737——?),字藏真,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自幼出家,尤好草书,性格豪放,不拘小节,喜欢饮酒养性、草书畅志。酒酣兴发,寺壁、衣服、器皿,无不书之,时人称醉僧。怀素自称:真出于钟繇,草出于二张(汉张芝、唐张旭)。他继承张旭笔法,发展狂草。张旭书肥,用笔上中锋提拔按顿挫强烈,并间之侧锋阔笔,有骨有肉。怀素减少用笔动作变化幅度,多用中锋,减少侧锋,书法瘦劲,行与行联系趋于简化、秩序化。他的传世作品有《论书帖》、《自叙帖》、《小草千字文》等。

  盛唐书法最富盛名的应该是颜真卿,被后人称之为盛唐气象。他那雄强博大、浑厚丰腴的书法新风,是继王羲之之后的第二个书法高峰。后人常将颜真卿的书法、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称之为唐代文化三绝。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祖籍琅琊临沂,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多受帝王重用,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他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多次遭人排挤、陷害。虽然身体处逆境,仍然忠君报国。天宝十二年(753)年任平原太守时,安禄山谋反,河朔沦陷,独平原城固守未失,遂名重朝野,有颜平原美誉。建中四年(783)奉诏宣慰叛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归顺,遭软禁,2年后殉国,享年77岁。德宗闻之,辍朝5日追念,并诏赠“司徒”,谥“文忠”。

  颜真卿出身历代儒学传家、擅长书法、精通文字训诂的名门士族,自言“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母亲殷氏一族也善书,自幼得母亲殷氏亲授,并受褚遂良影响,后师从张旭,学书之初重实用和法度。文字规范、法度健全是唐朝统一兴盛的需要,也是当时政治对书法的要求。颜真卿顺应时势,锐意求法立法,终有成就,以楷法盖世。他存世作品多,前后风格变化大,可分早中晚3个时期。44岁时写的《多宝塔碑》是早期代表作品。55岁前后写的《郭氏家庙碑》等,是中期作品,初步形成个人风格。大历六年(771年)书刻的《麻姑仙坛记》,时值63岁,是他中晚期过渡作品。该作品雄伟遒劲、体方笔圆,别有一番拙朴意趣。他的晚年作品字型偏长,重心偏上,造型挺拔俊美,代表作品是《颜家庙碑》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盛唐李阳冰复兴了篆书。隋唐统一前后,书法正处于真行草形成发展时期,字体使用混杂,多体共存,日常使用书体以真行草为主。篆书用于庄重场合,往往掺杂传抄古文的影响,同时笔画盘绕,习惯以缪篆、鸟篆形式装饰,变化随意,很不规范。李阳冰目睹魏晋南北朝以来篆书的失落,感叹“惜时四方杂乱,执政以为迁,而阳冰之志不克就”。他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刊定《说文》,复兴篆学,发挥规范籀篆的作用。他对自己的篆书也很自信,认为得到“篆籀之宗旨”,所以“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实际上,李阳冰之后很少有随意作篆的现象,自唐延续到清代,书家都以他的篆书为楷模,后人把他与秦朝李斯并称为二李或者斯冰。从李阳冰对篆书复兴,也可以看到唐代尚法书风的重大影响所在。

  晚唐书法以柳公权(778-865)最为著名,与颜真卿齐名,有颜筋柳骨之称。他是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太师,封河东县公,历任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翰林学士,书法极受皇帝青睐,名声显赫。当时公卿大臣家庙碑志,如果不是柳书,就会被认为子孙不孝。他为人耿直,敢于直言。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柳公权以当时颜体时风为本,远追钟王,兼收初唐书家瘦硬、妍媚风气,书法规范严谨、中宫紧密,用笔刚劲瘦挺,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完备的规范程式,但也容易导致走向程式、缺少情致,干禄体、台阁体泛滥的危机。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批评:“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建梁,从此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动乱时代。五代经历50多年,士大夫无意留心翰墨,书法尤其冷落。独有杨凝式在乱世中承接唐代遗风,开启宋代尚意书风。

  杨凝式(873-954),字景度,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哀帝相杨涉之子,历仕梁、唐、晋、汉、周五代,官居高位。因汉时任职太子少师,又称杨少师。他佯狂得以闲居,纵情书法、山水、佛道,遍游寺院道观,留下许多书迹。由于唐末时期书法法度森严,世人翰墨循规蹈矩,五代时沿袭此风,束缚了书法发展。独有杨凝式放荡不羁,敢于按己意作书,客观上有利于突破唐法束缚,得到宋人共鸣,成为宋代尚意书法的先河。流传下来的行楷《韭花帖》是他的代表作,萧散淡远,中宫内敛,轻松自然。

方立篆书作品:李白《独坐敬亭山》34cm×136cm

  隋唐五代书法理论

  唐代书论无愧于唐代书法实践,参与者众,论述体例丰,阐释问题深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史籍记载,唐代有李世民、李煜等帝王书论家;有李白、杜甫、司空图等诗人书论家;有张怀瓘、张彦远、韦续、窦泉、李嗣真等专业书论家;更多的则是象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李阳冰这样的书法家兼书论家。唐代著名书论有一百余种,李世民的《笔法诀》,欧阳询的《八诀》,虞世南的《笔髓论》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论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李阳冰的《论篆》,窦泉的《述书赋》,李嗣真的《书后品》,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韦续的《墨蔽》,影响极其深远。

  随着隋和初唐书法的不断成熟,对书法理论探索也不断深入。由于唐代全面规范了楷书、隶书、篆书的法度,这种尚法风气首先表现在隋和初唐的书法理论中。初唐对楷书技法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为欧阳询,一为虞世南。欧阳询在《八诀》中谈到创作的状态、构思、执笔等,要求“四面停匀,八边具备”,在均衡中见精神。《三十六法》则是对《八诀》中结构理论的具体阐释:“字法所谓偏则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八诀》又谓勿令偏侧,亦是也。”传为欧阳询所作《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对书法理论有许多总结。在《传授诀》中云: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攲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则行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在《三十六法》中列出:排叠、避就、顶戴、穿插等多种楷书结字规律。欧阳询在《八诀》中提出了“虚拳直腕,指齐掌空”的执笔论,用自己别创一格的欧体楷书实践了自己的理论。

  与欧阳询结构理论建树相对应的是虞世南用笔技法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和之美”的观念。中和之美的提出,反映了儒家艺术观对书法的渗透。如果说,技法理论是物质规范,那么中和之美则构成精神规范。虞世南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笔髓论》。他在“心、手、管、毫”四者关系中认为,“心为君”,契于妙的方法是“心正气和”。他在《笔髓论》中,提出了执笔的“指实掌虚”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的得心应手说,“内旋外拓”,“旋毫”“转锋”“悬管聚锋”的用笔说,关键是“笔法”。

  唐代书论涉及到书法美学的各个层面,但中心议题仍是笔法。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永字八法。永字八法及技法理论的起源有3种说法:一是元人李溥光《雪庵八法》认为,由崔瑗、钟繇、王羲之总结提出。二是智永说,宋人《书苑箐华》提出这种观点。三是张旭说,宋人朱长文《墨池编》持这种观点。唐朝韩方明在《授笔要说》中这样记载:八法起于隶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以下,传授经永禅师而至张旭,始弘八法。永字八法的流传,都涉及这3种说法。在汉魏至六朝的书论中尚未见到八法讨论,到唐初欧阳询《八诀》、唐太宗《笔法诀》中论及笔法,与八法有相似之处。永字八法以“永”字讨论点画用笔规律,基本包括了楷书各类笔画,简单明了。

  用笔还需要从楷书学起。张敬玄在《论书》中说:“其初学书,先学真书,此不失节也。若不先学真书,便学纵体,为宗主后,却学真体则难矣。”这也使后世人渐次养成了从楷人手的学书习惯。中晚唐出现大量谈论笔法的著作,对执笔法、用笔法、点画之势、结体、章法均有严格规范。韩愈创传的“拨镫法”主要是指法规定。传为颜真卿所作《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其中有“印印泥”、“锥画沙”之语。徐浩将藏锋视为用笔的唯一方法。中唐人突出师承重要,认为只要遵守笔法原则,再兼之以“白首之功”,必然可致佳境,对“法规”没有丝毫怀疑。

  传为智果所撰《心成颂》由颂和注两部分组成,主要以分析楷书机构为基础,从平衡与变化的组合原则出发,总结构成书法结构美感的若干法则,如回展由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交换垂缩等。

  孙过庭的《书谱》墨本,既是草书佳制,又是中国书法理论批评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历来被视为“双璧”。《书谱》主旨在建立一种古典秩序,一种儒家“以和为美”的审美原则统辖下的书法秩序。在这里,法度虽未成体系,却已见规模。如果说唐初书论体现了一种审美观念的更新和对审美新理想的企望,那么孙过庭已经建立了唐人尚法的审美新风尚。

  《书谱》中极力赞赏书法“志气和平,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这与“阳刚”、“壮美”不同,强调书法美的本质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法客观美与主观美是统一的,主观美往往附着于客观美,书法美的种种观照,就如悬针垂露、奔雷坠石、鸿飞兽骇、鸾舞蛇惊、绝岸颓峰、崩云、蝉翼、泉注、山安等。他认为,运用最广的书体,是真书、草书。“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形质与情性辩证地统一在真、草书体中,这是极为精辟的见解。

  《书谱序》辩识及兼通各种书体,认为不同书体有不同特点和功用,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真草相通,应该融会各体。《书谱序》还指出了创作主体与书法风格的关系。从许多书家同学一人而演变出多种风格的现象分析,孙过庭认为,创作主体是探求书法风格的本原,个人的思想感情、心态爱好、年龄大小等方面因素对书法作品有明显影响。他还指出,王羲之书写作品展现出不同风格,是因为书写内容不同而带有不同感情。

  《书谱序》提出学习书法的三步骤和书法创作中的五合、五乖。学书或谓书法成熟的三个阶段:第一,初学分布,但求平正;第二,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第三,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就是说,学书要经过不平到平又到不平的具体追求,才能够逐步达到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书法创作是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配合,以求达到心手合一,这是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书谱序》还提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等著名艺术观点,至今还能够给人们许多启示。

  孙过庭为何写《书谱》?他说:“自汉、魏以来,论书者多矣,妍蚩杂糅,条目纠纷。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或存观省。缄秘之旨,余无取焉。”他企望从自古以来杂糅的书论中理出头绪,不重述旧章,不苟兴新说,去繁补阙,论述书法美学的基本原理。这是一件难事,又是一件大事。可惜的是,现在能见到的只有《书谱》序言部分,“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的本论部分早已散佚。

  李嗣真的《书后品》。李嗣真(?-696)字承胄,滑州匡城(今河南长垣)人。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知大夫事。他博学通音律,善阴阳推算之术,以善画佛道鬼神名世。因为南朝庾肩吾已著有《书品》,故其《书品》又称《书后品》,为永昌(689)年任上所作。《书后品》仿照庾肩吾《书品》体例,取82位书家,分为十等,在庾肩吾的三等九品的上上品之上,首次增加并确立逸品,对各品都加以评论。逸品属于偶合神交、自然冥契的境界,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完全自然流露,精神与技巧高度统一,合乎艺术创作规律。能够评为逸品的,仅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4人,认为他们的作品“扬庭效伎、策勋底绩、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也”。

  张怀瓘,广陵(今江苏泰州)人,是盛唐时期的著名书论家,为多产书论家,书迹于今不传,却留下体系庞大的理论著作。有《评书药石论》、《书断》、《书估》、《书议》、《玉堂禁经》、《书评》、《论执笔法》、《论用笔十法》、《文字论》、《二王等书录》等10余种。传世的有《书断》三卷、《书议》一卷、《书估》一卷、《文字论》一卷、《六体书论》一卷、《论用笔十法》一卷、《玉堂禁经》一卷、《评书药石论》一卷、《二王等书录》一卷。张怀瓘书论著述甚多,涉及书法艺术各个方面,自傲书道无所不通,擅长真行草篆,自言“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数百年”。张怀瓘讲述了书法发展观,强调创作中要对主体精神的高度张扬,提出了神采美的书法美理想。他还总结了六朝以来关于执笔法、用笔法、点画之势、结构之势的各种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书法学习的技法理论。他进一步阐述“永字八法”和楷书用笔规律,奠定了楷书点画之势的范式,使这一方法在盛唐以后流行起来。

  张怀瓘用3年时间撰写的《书断》分3卷,上卷为书体论,列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楷)、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等十体,各介绍其源流,后继之以赞。《书断》中下卷分神、妙、能3品,录“爰自黄帝、史籀、仓颉,迄于皇朝黄门侍郎卢藏用,凡三千二百余年间”书家86位,后各列小传,形成一个有书体演变和历代书家及作品批评的完整体系,是书法理论史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专著,与孙过庭的《书谱》同被誉为唐代书论双壁。

  盛唐书法评论家还有窦泉、窦蒙兄弟等人。晚唐书论家有张彦远等人。

  孔子以《论语》议事、议政、议文,开创了对话文体。唐代出现了以语议书的特殊书论,议书者恰好是张旭与颜真卿两人,所以影响极其深远。张旭系草圣,颜真卿为楷师,两人同处盛唐时代,过从甚密。世传颜曾两次弃官,拜张旭为师学书,欲求笔法,而自古名家都秘而不传笔法。颜真卿第一次拜张旭,张要颜多临多写。张用功夫临写,书法大有长进,但仍不满足,再辞官到东洛拜访大师张旭。时值张旭住在裴儆家,裴儆也多次请教张旭笔法,每次对这个问题都是“大笑而已”,“唯言倍加功学临写”。在颜与裴再三请求下,张旭当堂盘坐于床,与颜真卿就笔法问题进行了一段问答式对话。颜心领神会,将这段对话整理成《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希望如同孔子《论语》一样,作为张门弟子学书的“语录”。

  张旭认为“笔法玄微”,不容易说清楚,按“真草之体”,可从12个方面谈意旨,即: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锋谓末、力谓骨体、轻谓曲折、决谓牵掣、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最后,张旭点明了书法的辩证法,即“工若精勤,悉自当为妙笔”。书道关键是工夫“勤”,奥妙表现在执笔、识法、布置、纸笔、变法等5个方面。他说:“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在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法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于古人。”

  张旭还对颜真卿、裴儆指出:“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锥画沙”,“力透纸背”成了书法艺术的至理名言。两位艺术大师,通过一问一答,将自己的积淀和经验和盘托出,形成一篇意深旨宏的书法论文。

  用叙事方法叙评书迹优劣及鉴藏价值,这是唐代又一种书论形式。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徐浩《古迹记》、何延之《兰亭记》、司空图《书屏记》、武平一《徐氏法书记》等,都属这一类。《榻本乐毅论记》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冯承素所拓王羲之《乐毅论》真迹,分赠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等六位大臣之事,评拓本“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褚为行家,其评自然中肯。唐代楷书尚法,其源盖出于《乐毅论》,这就是书法的渊源关系。《古迹记》为表进之文,记叙太宗、武后及玄宗各朝内府收藏二王法书之盛衰、聚散情况,太宗时收,武后时散,玄宗时再聚再散,徐浩据此史实深叹二王书迹之散失,反复指明二王书迹的艺术价值。唐中宗时太平公主取出内府二王书迹五帐五十卷私藏,“爱《乐毅论》,以织成袋盛,置作箱裹,及籍没后,有咸阳老妪窃举袖中,县吏寻觉,遽而奔趁,妪乃警惧,投之灶下,香闻数里”,徐录此书坛轶事,以赞《乐毅论》之绝。《徐氏法书记》,写作者应徐浩之请,记二王书帖在内府集散情况,与《古迹记》成为姊妹篇。《兰亭记》详细记述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出现、传流种种情况,特别是把唐太宗计赚《兰亭》及殉葬始末作了绘声绘色描绘,这是对艺术珍品的追忆、惋惜以及向往和崇拜,给后代留下书法艺术史上的大问号,理性色彩同样十分浓厚。

  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在唐代以前,由于古人都是席地而坐,书写姿势大都是站立的,纸张比较宋代以后的要硬和重,直接拿在手上悬空书写,并没有书桌的依托。只是到了晚唐以后,才从西域流传和引进了高度适宜书写的书桌,到了宋代书桌使用才开始普遍流行起来。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促使造纸术进一步发展,纸张也得到革命性改造和进步,变得轻薄和柔软起来。如果用于书法,需要有书桌的依托。因此可以大体判断,唐代以前古人谈笔法,都是悬空书写的笔法,关键是掌握书写过程中毛笔的转动和运用。这样的观点,可以从古代书画作品和出土文物中塑造的书写人物形象中得到认证。

  从历史角度看,唐人尚法是晋人尚韵和宋人尚意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唐代把晋人潇洒韵味纳入法度之中,使书法规范而自由、重法度仍生动。另外,唐人尚法书风形成与五体书定型是水乳交融的,由于这一时期书法法度的确立和书法体系的完备,书法从此进入艺术自觉发展的历程。尽管中晚唐由于对“法”的夸大与程式化,使书法由艺术化变得庸俗化,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法度确立的进步意义。唐人尚法书风的形成,不仅提高了书法社会地位,而且使书法成为传统文化标志,成为一种文化认识方式而作用于其他艺术,还为后人提供了长久学习、遵循和仿效的范本。

方立篆书作品:周邦彦《玉楼春》136cm×34cm

责任编辑:李孟展 DN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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