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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英:中国先锋绘画三十年

“文革”带来的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新时期艺术肩负着批判与重建的双重任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主义的传统在绘画领域仍然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和“广州油画双年展”几乎同时的是在香港举办的“后89中国现代艺术展”,政治波普真正出场了。

  易英

  “文革”带来的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新时期艺术肩负着批判与重建的双重任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主义的传统在绘画领域仍然起着支配性的作用。随着政治上的变化与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央的文艺政策也有所松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现代艺术运动兴起之前,现实主义艺术的演变起到把现实主义推向现代主义的桥梁作用。艺术上的变化首先是摆脱“文革”的影响,在题材上是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在风格上却是向苏式风格短暂的回归。最典型的作品是四川青年画家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1981),再现了“文革”时期两派红卫兵组织相互对立和武斗的场面。这幅画在场面的处理、色彩所营造的气氛和戏剧性冲突的安排上都使人想起19世纪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画家苏里柯夫的作品《近卫兵临刑的早晨》。这件作品在当时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真实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倾向,第一次自由地体现了艺术家本人对历史的判断与描述,代表了“伤痕美术”中“文革”题材创作的一个高峰。

  然而,无论是“反思”还是“伤痕”,历史终究要翻过这沉重的一页,现实主义的目光最终要回归到生活的现实。也就在这个时期,西方现代主义开始悄悄地发生影响,在批判现实和追求思想自由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刚刚传递进来的零星的西方现代艺术的信息就对正进入新时期的中国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正在发生的变化反映在两方面,其一是1979年在北京举办的“星星画展”,这个展览的主导风格完全抛弃了现实主义,主要是以一种粗糙的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来表达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影射,也可以认为它是“文革”后最早实践现代艺术运动的一个画派,尽管它的成员还没有这种自觉意识。其二是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形式主义思潮,这些艺术家不直接鼓吹西方现代艺术,他们甚至在“文革”前的作品就有追求形式感的倾向,其代表人物是袁运生与吴冠中,最有轰动性的事件则是北京首都机场壁画。在这两种倾向的影响下,传统的现实主义发生了偏离。希望接受新思想的艺术家虽然对官方提倡的社会现实主义不满,但仍根深蒂固地把现实主义视为艺术的基本样式,对高超的写实技巧心怀崇拜。因此,80年代初期的中国艺术还不是抛弃传统,直接接受前卫艺术的问题,而是在寻找一种新的写实手法来取代传统的样式。

  这一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新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是罗中立和陈丹青,他们的艺术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转折点。但是,他们却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接受西方艺术的影响。四川画家罗中立最有名的作品是他的《父亲》(1981),毫无疑问,罗中立在这幅画中采用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是受了美国照相写实主义的启发,局部放大的手法营造出的强烈的视觉效果把一个饱经沧桑的贫苦农民的巨大头像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然而,罗中立并未采用照相写实主义那种机械的工艺性的制作方式,而是按照油画的基本画法,运用色彩和笔触塑造出了“父亲”的形象,继承了现实主义绘画的传统,同时表现了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这件作品使观众感到极大的震撼,它并不在于技法的高超和形象的逼真,而在于它已经超出了艺术的真实,使人看到了真正的现实。父亲的形象就是农民生活的化身,同时也是中国的现实。在《父亲》问世不久,辽宁画家广廷渤也用照相写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一幅《钢水、汗水》(1981),其细腻的刻画和鲜艳的色彩比《父亲》更为纯粹,但人们只是惊叹其绘画的功力和作画的精细。相反,《父亲》的形象却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象征着中国的落后与贫困,象征着一种忍辱负重的精神,也成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写照。随后罗中立又创作了《父亲二号》和《春蚕》,但这两幅画在主题的深化和形象的表现上都没有达到《父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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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一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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